1987年8月，军情五处前官员彼得·赖特，在回忆录《抓间谍的人》中做出了一个惊骇整个西方情报界的指控：英国反谍系统军情五处的原一把手罗杰·霍利斯第一配资网，极有可能就是潜伏最深的代号为“埃利”的苏联"超级鼹鼠"。
这本书在出版的第二年即被翻译至中国
这一指控并非空穴来风，其中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在霍利斯担任军情五处局长期间，整个英国的情报系统纰漏百出，宛如一个蒙眼巨人——他们能精准打击街头抗议的共产党员，却对身处决策核心的剑桥精英间谍视而不见。以至于有人调侃，“莫斯科获得英国人的情报比唐宁宫还快。”
罗杰·霍利斯被指控“纵容”和“默许”了“剑桥五杰”中的伯吉斯、麦克莱恩等间谍的多次重大泄密，坐视五杰之首金·菲尔比叛逃苏联，甚至在另一位成员安东尼·布伦特身份暴露之后给予他特赦的处理。
为什么整个英国间谍系统如此长的时间内都无法识别“剑桥五杰”苏联鼹鼠身份，罗杰·霍利斯又是否是他们间谍行动的“保护人”或者“帮凶”，这一切都成为冷战英国情报史上最精彩的悬案。在《敌友难辨：冷战谍海逸史》一书中，我们追随历史学者、专栏作家沙青青的脚步，尝试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
展开剩余90%《敌友难辨：冷战谍海逸史》沙青青著 中信出版集团 2025.03
剑桥五杰是谁？在三一学院的草坪上朗读《共产党宣言》的人们在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哥特式拱廊下，几位风华正茂的贵族学子正在秘密集会，他们出身优渥，举止风度翩翩。金·菲尔比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他的父亲是大英帝国在英属印度旁遮普省的官员，是庞大的帝国殖民统治系统中的一环。他成绩优异，追随父亲的脚步就读于剑桥大学三一学院，未来也将大概率将成为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然而，这群资产阶级青年此刻却正沉浸在《共产党宣言》的油墨气息中，为西班牙格尔尼卡遭到轰炸的人民和希特勒在德国的上台忧心忡忡。
潜伏在英国数十年的传奇苏联间谍金·菲尔比
1930年代的帝国风雨飘摇，大英帝国的殖民体系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震荡，印度独立运动的风暴、华尔街崩塌引发的全球危机，欧洲大陆对犹太人愈发严重的暴力......这些事件在剑桥这个象牙塔内催生出了一代将希望寄托在共产主义上的年轻人，他们厌恶自己的西装革履，厌恶自己身为爵士或者议员的父亲，渴望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并希望自己能为实现这个理想付诸实践。
电视剧《剑桥风云》剧照
1933年从剑桥大学毕业之后，菲尔比开始进行这样的实践，他前往维也纳参与援助遭到纳粹迫害的难民。在那里他遇到了自己的第一任妻子，一位坚定的奥地利共产党员利兹·弗里德曼。利兹还有一个身份就是苏联特工，且与苏联内务部在欧洲各地招募特工的负责人有联系。利兹跟随菲尔比来到伦敦，并介绍菲尔比去见一位重要人物，这位人物将变他一生的命运。
1934年6月，一场重要的会面在摄政公园的长椅上进行，菲尔比在这里见到了一个自称为“奥托”的男人，他的真实姓名是阿诺德·多伊奇，是苏联在英国情报机构的主要招募人，专门物色可以为莫斯科服务的间谍人才。
二人初次见面就一拍即合，相谈甚欢，从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到菲尔比在剑桥参与社会主义组织的经历。奥托意识到菲尔比正是他们所需要的那类人，在他们的第二次会面上，奥托就直白地询问菲尔比是否愿意成为一个为苏联服务的卧底特工，菲尔比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正是他大展身手的机会。
随后，多伊奇指导菲尔比如何成为一个合格的间谍，他提示他他的资产阶级和精英阶层出身正是他最好的保护色。他应该“假装”成为一个右翼分子，和年轻时期公开展现的左翼倾向彻底断绝。他还教会他应该如何发现跟踪者，如何使用微缩照相机，如何识别电话是否被窃听。为了展现他的“转向”，他甚至不得不和自己身为共产党员的妻子分居。至此，这位传奇间谍开始他长达三十余年的“双面生活”。
菲尔比随后向奥托推荐了自己在剑桥的左翼朋友唐纳德·麦克莱恩和盖伊·伯吉斯，三年后，伯吉斯和同性恋人安东尼·布伦特也被多伊奇招入麾下，布伦特又推荐了约翰·凯恩克罗斯，这五位都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间谍便是日后震惊世界的“剑桥五杰”。他们皆出身名贵，如麦克莱恩的父亲拥有爵位并曾任下议院的反对党领袖，伯吉斯的父亲是海军少校，母亲则是银行家之女，和菲尔比一样，他们同样厌恶自己的父辈和阶级。
剑桥五杰
“贼喊捉贼”？在反间谍机构抓间谍的人多伊奇所言不虚，“剑桥五杰”的精英身份和显赫背景一路“保送”他们个个在英国的各个重要部门节节高升。英国的秘密情报机构和政府部门并不公开透明地招募人员，他们的准入过程基本上遵循一种伊顿公学和牛津剑桥的“校友推荐制” ，这是一个只有精英阶层才能进入的圈子。
校友的背书甚至可以打消他们本身履历中的疑点。在二战结束冷战开始之后，意识形态的割裂愈发明显。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允许在1930年代明确参与过共产主义组织或有左翼思想的人在反共产主义间谍系统中占据高位似乎听起来有些不可思议。但是对于这些精英阶层来说，这些过往完全可以被视为“学生时代的恶作剧”或者年轻时候得了之后就会永久免疫的寻麻疹。对于剑桥五杰的“政审”如此简单随意，对于同一个阶级来说，似乎单凭他们的出身，他们就天然地是“我们的人”。
菲尔比正是通过内部社交圈的推荐于1940年进入了军情六处，在冷战期间甚至升至军情六处第九科的负责人，而这一部门的核心任务就是反共产主义间谍。在出现怀疑内部有苏联间谍的时候，他得以“贼喊抓贼”，把怀疑终止在自己手里。
比如在1945年底，一位叛逃至西方的苏联特工沃尔科夫向英国人透露，外交部有两位长期潜伏的苏联间谍（实际上就是剑桥五杰中的麦克莱恩和伯吉斯）。由于菲尔比深受六处长官孟席斯的信任，他被委任全权处理此事，因此着手不断推迟调查，使得克格勃有将近三周的时间来处理沃尔科夫。菲尔比用类似的方式躲过了非常多的危机，打消了无数次对他的指控和怀疑。
英国秘密情报局，也称“军情六处”
身处高位也使得菲尔比可以接触到无数有关英国人反间谍行动的情报，而窃取情报的过程简单得令人难以置信，菲尔比如此回忆：“每天晚上我离开办公室，都带盒装满文件的提包……次日上午我把文件放回原处，文件都已经被拍照了，我年复一年都这么做。” 菲尔比还为莫斯科绘制了一幅军情六处完整的内部结构图，这一反间谍部门对于苏联来讲已经彻底“透明”。
菲尔比为何能够逃脱一次又一次的怀疑和指控？沙青青写道：“英国统治阶层无法接受这个圈子里的自己人竟然是叛徒……无论是菲尔比、伯吉斯还是麦克莱恩，之所以能在各自的岗位上连续多年扮演双重间谍的角色，正是因为他们因自己的阶级出身、血统被视为‘我们的人’。”这是英国阶级社会独特的现象，朋友“friend”这一词甚至在当时就特指英国秘密情报局的成员。
军情六处的年轻特工们夜夜在菲尔比的家中聚会，口无遮拦，他们信任和钦佩这位具有“剑桥风度”的年轻长官，全然不知他们醉酒之后的每一句失言都被菲尔比一一记下，轻而易举地送到莫斯科的手里。历史学家麦金特尔如此写道“他像喝掉杜松子酒一样快速吸收朋友的秘密，然后将它们全部传递给莫斯科。”
麦金特尔：A Spy among Friends
1951年，在剑桥五杰中的麦克莱恩、伯吉斯身份暴露叛逃苏联之后。作为他们密友的菲尔比似乎也难逃一劫，军情六处对他展开了审讯。然而，沙青青写道：“在外人看来，这场景与其说是审讯，还不如说是改革俱乐部里会员们的聊天。”出于对他上流的出身和优秀工作能力信任的信任，军情六处局长孟席斯也不相信他是苏联间谍，在无数疑点和证据的积累之下，他仍然被认定为无罪。他得以再次“逍遥法外”数年，直到1963年才暴露身份。
忠诚还是背叛？冷战意识形态间谍的悖论如果说在二战期间，剑桥五杰的间谍行动是针对英国和苏联共同的敌人纳粹德国的，似乎不算是彻底的背叛，那么在冷战期间，向“铁幕”的那一边传递情报的“剑桥五杰”则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叛徒” 。他们身上帝国精英和赤色信徒的双重身份悖论，成为了英国情报乃至冷战情报史上最广为流传的谜题。
英国前秘密情报局官员，后来创作了《柏林谍影》《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等家喻户晓间谍小说的约翰·勒卡雷，终其一生都无法理解投诚苏联人的牛津剑桥精英们的选择出于何种心理。菲尔比的叛逃影响了包括他在内的一系列普通情报官员的命运，他们都是这种“背叛”的受害者，连同冷战中的英国一起。
和为了利益诱惑或者人身威胁被迫成为间谍的人们相比，剑桥五杰成为间谍既不是为名也不是图利，因为这些早已是他们唾手可得之物。菲尔比最初成为间谍甚至不要求任何报酬。对于他们来讲，是一种更加平等更加美好的社会的应许，驱使着他们选择“背叛”自己的国家和阶级。在他们自己看来，这甚至并不是背叛，反而是忠诚，忠诚于他们的信仰和选择，且不为任何威逼利诱屈服。
在菲尔比的身份暴露之后，他追随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脚步“叛逃”苏联，在那里，这些昔日的剑桥学子们重新相会，在这个他们认为可以承担平等使命的国家度过余生，尽管这个国家最后辜负了他们的理想。菲尔比在苏联解体的三年之前去世，1988年，他以克格勃将军的荣誉下葬，并被追授列宁勋章，红旗勋章等荣誉。这位英国冷战时期最大的叛徒，却成为了苏联人的英雄。
苏联发行的金·菲尔比纪念邮票
或许这正是双面间谍的悖论，“叛逃”这一词也正如“背叛”一样，如果转换视角，就会获得全新的意涵。对一方的“背叛”是对另一方的“忠诚”，而从一方“叛逃”似乎也变成了向另一方的“归乡”。对于“剑桥五杰”来说，与其说他们效忠于苏联这个国家，不如说他们一以贯之地效忠了从年轻时就一直坚定共产主义理想的自己。
结语回到霍利斯的悬案，他是否真的在暗中接应“剑桥五杰”，如果不是直接提供帮助，至少也是对他们的间谍行动“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代号“埃利”的头号鼹鼠到底是谁？至今仍无定论。沙青青在全书将近末尾的一节“究竟是谁”中写道：“官修史（《王国保卫战》）中，克里斯托弗·安德鲁否认了有关军情五处内部有所谓‘超级鼹鼠’的传闻，他认为这都是英国及美国情报圈内一群种高级官员的阴谋论臆想，指责彼得·赖特的预告对霍利斯的怀疑完全是偏执狂式的臆想。”然而，似乎除了霍利斯之外，也找不到其他符合“埃利”身份的替代人物。
而在创作《敌友难辨：冷战谍海逸史》时，沙青青又寻找到另一个证据。在翻阅日本警察官僚后藤田正晴回忆录时，他注意到一段被历史尘埃掩埋的细节：英国军情六处在1960年代通过外交渠道，请求日本当局提供1930年代佐尔格间谍网的相关档案。这个反常要求令沙青青不已——此时距苏联传奇间谍佐尔格被处决已逾二十载，连东京审判的卷宗都开始泛黄，伦敦为何突然对这段陈年旧案重燃兴趣？
苏联“谍王”佐尔格
随着研究的深入，一条隐秘的时间轴逐渐浮现。1928年的上海，时年23岁的霍利斯在英美烟草公司的工作。而两年之后，化名“约翰逊”的苏联间谍理查·佐尔格也来到上海，开始着手构建辐射整个远东的红色情报网络。霍利斯与佐尔格这段在东方的这段时空上的交集成为了很多人怀疑霍利斯和莫斯科情报系统接触的一个佐证。如果同“剑桥五杰”一样，霍利斯也早在三十年代就接触到了莫斯科的情报人员，那么这持续三十余年“里应外合”的鼹鼠行动似乎就更加可信。
或许英国政府对这一事件的否认，同样出于霍利斯属于“我们的人”这种微妙的心理，反间谍机构的领导是苏联间谍这件事，对于英国的情报系统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丑闻。其背后映照出的，或许正是曾经的日不落帝国逐渐日薄西山的缩影，这个国家遭受了如此多的背叛，颜面尽失，却仍旧想要证明有很多人仍旧忠于自己。
这个持续半个世纪的谜题，或许正如大英帝国褪色的荣光，永远定格在历史的暧昧阴影中——那里既是忠诚的起点，也是背叛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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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基于播客的第七期节目撰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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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吴晨昕
编辑 | 钱琪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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